清代的章学诚虽然被尊为方志学的开山祖,但是对于他来说,地方志只是史学的一个分支,还不是一个独立学科。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1卷第18期发表了梁启超的文章《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此文为梁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一章),这才第一次提出了“方志学”这个学科概念。这篇文章对传统方志学作了系统的总结,论证并确立了章学诚在方志学史上的地位。从此,方志学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跻身于学术之林。
随后,出现了一批探讨方志理论的专著。1935年初出版的李泰棻的《方志学》,是最早的一部以“方志学”命名的专著。同年底,出版了傅振伦的系统阐述方志理论的《方志学通论》。此后,有甘鹏云的《方志商》,是作者多年参与及指导修志的文稿和书信的汇编;有黎锦熙的《方志今议》,它是以作者撰写的《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为基础修订而成的,“以内容实是泛陈现代新修方志之要旨及其方法……故标题曰《修志今议》”(见作者自序)。还有寿鹏飞的《方志通议》、吴宗慈的论文集《修志丛论》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有关地方志的论文发表在当时的杂志上。这些论著,标志着用科学方法研究地方志的开始。
民国方志学者非常推崇章学诚,多数以章学诚的理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他们并不拘泥于章氏的学说,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例如,李泰棻试图以进化论的观点解释地方志,他认为方志的本质是“记载与研究一方人类的进化现象”①;所以,他主张方志应该增加人类有文字记录以前的进化史。有些学者对“方志属史”提出了异议,傅振伦说:“方志为记述一域地理及史事之书”②;“方志之书,自有其特质,虽兼记史地,而与史书、地记,皆不相同。”③黎锦熙也说,方志是“史地两性,兼而有之”,所以修志应努力做到“地志之历史化,历史之地志化”④。
民国方志学者批评旧志的种种弊病,认为修志不应处处受旧体裁的束缚,要体现当代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要增加有关国计民生的内容,尤其是要大大增加经济方面的内容。如甘鹏云提出:志书“应于民事加详,民主国民为重也。”⑤寿鹏飞说:“方志立言,当从平民立场,乃得痛陈疾苦。盖志为地方人民而作,故其为体……务在有裨地方风俗民生。”⑥李泰棻明确提出:“社会经济,在今日应为全志骨干,……至少亦须将现代社会经济,全部编入。”①他说,旧志对于社会经济如何,全不顾及,如果现在修志还是这个样子,还不如不修的好。②李泰棻还主张当代修志的人,必须具备多种学科的基础知识,“始能以科学名词解释产物,更以科学方法分析详明。”③这些看法,突破了传统方志学的桎梏,表明方志学界的认识在随着时代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规模修志的展开,向方志学界提出了许多新的迫切的理论问题,例如怎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重新评价旧方志和旧方志学?必须批判什么,应该继承什么?怎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编写新方志?新方志怎样体现地区特点和时代特点?以及新志的性质、功用、体例、类目设计、编纂方法、质量标准等等。围绕着这些课题,方志学界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已经发表了几千篇文章,出版了一大批专著。如傅振伦将他的旧著《中国方志学通论》改写成《中国方志学》、刘光禄的《中国方志学纲要》、薛虹的《中国方志学概论》、林衍经的《方志学综论》、来新夏主编的《方志学概论》(八所高等院校联合编写的文科教材)、彭静中的《中国方志简史》、仓修良的《方志学通论》、王德恒等的《中国方志学》等。还出版了傅振伦、朱士嘉等多位当代方志学家的论文结集。
此外,仅80年代以来,方志学界已经举行了大大小小数十次学术讨论会。并且开创了方志评议活动。一部或一批同类志书完稿以后,由当地领导、方志编纂人员和学者专家坐在一起,各抒己见,共同评议它的长处和短处。既有为一两部志稿召集的小型评议会,也有像“全国省志稿评议会”、“十城市市志稿评议会”这样大型的、指导性的评议会。这是推广修志经验,研讨修志理论的一种新的有效的方式。
同时,新中国的方志学伴随着新方志一起走出了学者们的书斋。方志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普及。它拥有全国性的专业杂志《中国地方志》,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一到两种专业期刊。编辑出版了专门的方志学辞典和反映1949—1987年我国方志学界各方面成果的《中国地方志综览》。全国收藏地方志最多的北京图书馆建立了地方志文献中心,并开设地方志专科阅览室,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和各省区都举办研究班、培训班、讲习班,传授方志学知识,轮训修志人员。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十几所高等院校开设了地方志课程,或设立大专班、进修班,为方志事业的发展培养修志人才和理论研究人才。
随着社会各界披阅参考地方志的人越来越多,推动着旧志的整理也必须加速步伐。这就赋予方志学一个新的使命,即从研究如何修志,进而扩大到研究如何使方志更加便于利用。1935年,傅振伦在他的《中国方志学通论》中,特辟出《方志之收藏与整理》上、下两个专篇,首先将整理旧志的意义与方法,作为方志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予以系统的论述。与此同时,旧志整理领域也呈现出一片日益繁荣昌盛的景象。
民国以来的旧志整理工作中,最值得称道的成果就是对全国现存地方志作了比较彻底的清理。
我国的地方志虽然出现得很早,但它长期只是地学或史学的附庸,不是一个独立学科,所以方志的专门目录产生得很迟。在方志这个大宝库中究竟有多少库藏,一直到清末民初还不清楚。现存的最早一部记载方志收藏的专目是缪荃孙的《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1913年刊于《古学汇刊》第二集。缪荃孙是清末民初的知名学者,又是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的创办人。这部方志目,就是清点清内阁大库的藏志并向京师图书馆移交的目录,共计1676部。此后的几十年中,比较重要的藏书单位,如故宫、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宁波天一阁等,应社会之需,纷纷将自己收藏的地方志编出目录公之于世。地区性的方志目录也逐渐多起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省、市、县为了编新志,都尽可能彻底地调查了本地区历代志书的存佚。绝大部分省区都新编或重编了本省历代方志的目录,其中包含了不少此次调查中的新发现。
相当一部分目录是附有提要的。它们比起只介绍作者、卷数、纂修和刊印年月的题录式目录,更多下了一番研究工夫,也更受到使用者的青睐。近代最早一部方志提要目录是瞿宣颖的《方志考稿》甲集。它对天津“天春园”主人任凤苞私家收藏的八省600多种方志一一叙述源流、介绍类目、分析体例、评论得失,尤其难得的是还指出志书中的特殊史料。此后,有张鸿汀的《陇右方志录》(一名《甘宁青方志考》,1932年初次发表,1934年增订再版)、洪焕椿的多年力作《浙江地方志考录》(1984年再版改名为《浙江方志考》)。近年陆续问世的,还有骆兆平的《天一阁地方志考录》、来新夏主编的《河北地方志提要》、王桂云的《山东方志汇要》、赵明奇的《徐州地方志通考》、河南地方志编委会的《河南地方志提要》、广西通志馆的《广西方志提要》、李默的《广东方志要录》等,都是辅助阅读志书的有用的工具书。
这一大批方志目录,省却了人们许多翻检的辛劳,但它们毕竟是分散的、局部的。要查清全国到底有多少志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方面有开创之功的是方志学家朱士嘉。他首先以个人力量调查了国内外几十个藏书单位,弄清了5800多种地方志的编纂者、编纂时间、版本和收藏地点,编成《中国地方志综录》,于1934年出版。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地方志的普查。1958年,朱士嘉在重新调查的基础上又出版了《综录》的增补本。此后,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由于整理天文资料的需要,将调查范围扩大到190个单位,主编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于1985年出版。几乎是同时,台湾于1960年出版了《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1985年又出版了它的增订本《台湾地区公藏方志目录》。现在,根据海峡两岸这两个联合目录,我们便可以大致了解国内现存地方志的数量,以及它们保存在什么地方。
古人研究地方志,由于见闻不广,只能限于对个别志书作些考订或评论。有了这许多目录,特别是有了联合目录,我们才有可能对地方志作宏观的整体的分析,才有可能对旧志作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整理。当然,平时要查找利用地方志也方便多了。
辛亥革命以后,仍有不少学者钟情于旧志辑佚。据统计,仅民国时期即辑有古方志达100多种①。此后,又有赵万里辑的《元一统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的《析津志辑佚》、贺次君的《括地志辑校》,还有1984年出版的李裕民的《山西古方志辑佚》,辑有山西省236种旧志的佚文,都是比较重要的辑佚新作。
而本世纪旧志辑佚的最重要的收获,是张国淦的《中国古方志考》。这部书最早在1935年到1936年的《禹贡》杂志上连载,后来经作者不断修改补充,直到1962年才定稿,由中华书局出版。作者以40年的功力,将在古籍中见到的所有元以前方志类图书的书名、佚文、序跋和有关的评论等都辑录下来,一共2000多种。这是第一次对我国古代佚志所留下的蛛丝马迹作全面清理。同时,它也是一部以辑佚为基础编成的古方志书目。将它和记录现存志书的《联合目录》合起来看,就可以对我国地方志两千年来的成就有一个清晰全面的印象。
校勘重印旧志也是整理旧志的一种重要方式。尤其在近半个世纪中,比较重要的志书大部分都出了新的影印本。例如,中华书局的《宋元方志汇刊》,将海内外现存全部宋元方志汇为一编;60年代上海古籍书店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和90年代上海书店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两次共影印了天一阁现藏271种明志中的216种;书目文献出版社在北京图书馆协助下编印了《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择它的珍藏编成《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由中国书店出版;北京图书馆也将自己收藏的数十种善本方志编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中,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台湾成文出版社的《方志丛书》,选印了历代方志2000多种;上海书店、巴蜀书店和江苏古籍出版社合作编印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将选印历代方志3000余种,目前已陆续同读者见面。
随着印刷技术的发达,其他许多出版机构、学术机构和修志机构,也整理重印了不少旧志。从1911年到现在,包括海峡两岸,用石印、影印、排印等各种方式重印的旧志已有数千种。影印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旧志的原貌,而许多排印本经过认真的校勘、分段、标点,更便于现代人阅读。重印旧志不但保护了古籍,使旧志免于继续毁损散亡,也使许多珍本秘籍走出了藏书楼,和普通人朝夕相处,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此外,当年由顾炎武开创的整理旧志的道路,如今已经成为一条康庄大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许多生产和研究部门根据国家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将地方志中的天文、地理、物产、水利等各种专门资料汇编起来,使方志资料在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专题资料汇编已经成为开发旧志资料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这方面的成果,以及这些资料汇编如何在各行各业、各种学科中发挥作用的实例,那是说不胜说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将整理旧志和编修新志一起纳入了国家规划,使它从个别学者、个别单位分散的工作,转向有计划的分工协作。新中国的地方志工作者,无论在方志学理论上,还是在编纂新志和整理旧志的实践中,都正努力开拓着新的天地。
随后,出现了一批探讨方志理论的专著。1935年初出版的李泰棻的《方志学》,是最早的一部以“方志学”命名的专著。同年底,出版了傅振伦的系统阐述方志理论的《方志学通论》。此后,有甘鹏云的《方志商》,是作者多年参与及指导修志的文稿和书信的汇编;有黎锦熙的《方志今议》,它是以作者撰写的《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为基础修订而成的,“以内容实是泛陈现代新修方志之要旨及其方法……故标题曰《修志今议》”(见作者自序)。还有寿鹏飞的《方志通议》、吴宗慈的论文集《修志丛论》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有关地方志的论文发表在当时的杂志上。这些论著,标志着用科学方法研究地方志的开始。
民国方志学者非常推崇章学诚,多数以章学诚的理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他们并不拘泥于章氏的学说,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例如,李泰棻试图以进化论的观点解释地方志,他认为方志的本质是“记载与研究一方人类的进化现象”①;所以,他主张方志应该增加人类有文字记录以前的进化史。有些学者对“方志属史”提出了异议,傅振伦说:“方志为记述一域地理及史事之书”②;“方志之书,自有其特质,虽兼记史地,而与史书、地记,皆不相同。”③黎锦熙也说,方志是“史地两性,兼而有之”,所以修志应努力做到“地志之历史化,历史之地志化”④。
民国方志学者批评旧志的种种弊病,认为修志不应处处受旧体裁的束缚,要体现当代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要增加有关国计民生的内容,尤其是要大大增加经济方面的内容。如甘鹏云提出:志书“应于民事加详,民主国民为重也。”⑤寿鹏飞说:“方志立言,当从平民立场,乃得痛陈疾苦。盖志为地方人民而作,故其为体……务在有裨地方风俗民生。”⑥李泰棻明确提出:“社会经济,在今日应为全志骨干,……至少亦须将现代社会经济,全部编入。”①他说,旧志对于社会经济如何,全不顾及,如果现在修志还是这个样子,还不如不修的好。②李泰棻还主张当代修志的人,必须具备多种学科的基础知识,“始能以科学名词解释产物,更以科学方法分析详明。”③这些看法,突破了传统方志学的桎梏,表明方志学界的认识在随着时代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规模修志的展开,向方志学界提出了许多新的迫切的理论问题,例如怎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重新评价旧方志和旧方志学?必须批判什么,应该继承什么?怎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编写新方志?新方志怎样体现地区特点和时代特点?以及新志的性质、功用、体例、类目设计、编纂方法、质量标准等等。围绕着这些课题,方志学界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已经发表了几千篇文章,出版了一大批专著。如傅振伦将他的旧著《中国方志学通论》改写成《中国方志学》、刘光禄的《中国方志学纲要》、薛虹的《中国方志学概论》、林衍经的《方志学综论》、来新夏主编的《方志学概论》(八所高等院校联合编写的文科教材)、彭静中的《中国方志简史》、仓修良的《方志学通论》、王德恒等的《中国方志学》等。还出版了傅振伦、朱士嘉等多位当代方志学家的论文结集。
此外,仅80年代以来,方志学界已经举行了大大小小数十次学术讨论会。并且开创了方志评议活动。一部或一批同类志书完稿以后,由当地领导、方志编纂人员和学者专家坐在一起,各抒己见,共同评议它的长处和短处。既有为一两部志稿召集的小型评议会,也有像“全国省志稿评议会”、“十城市市志稿评议会”这样大型的、指导性的评议会。这是推广修志经验,研讨修志理论的一种新的有效的方式。
同时,新中国的方志学伴随着新方志一起走出了学者们的书斋。方志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普及。它拥有全国性的专业杂志《中国地方志》,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一到两种专业期刊。编辑出版了专门的方志学辞典和反映1949—1987年我国方志学界各方面成果的《中国地方志综览》。全国收藏地方志最多的北京图书馆建立了地方志文献中心,并开设地方志专科阅览室,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和各省区都举办研究班、培训班、讲习班,传授方志学知识,轮训修志人员。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十几所高等院校开设了地方志课程,或设立大专班、进修班,为方志事业的发展培养修志人才和理论研究人才。
随着社会各界披阅参考地方志的人越来越多,推动着旧志的整理也必须加速步伐。这就赋予方志学一个新的使命,即从研究如何修志,进而扩大到研究如何使方志更加便于利用。1935年,傅振伦在他的《中国方志学通论》中,特辟出《方志之收藏与整理》上、下两个专篇,首先将整理旧志的意义与方法,作为方志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予以系统的论述。与此同时,旧志整理领域也呈现出一片日益繁荣昌盛的景象。
民国以来的旧志整理工作中,最值得称道的成果就是对全国现存地方志作了比较彻底的清理。
我国的地方志虽然出现得很早,但它长期只是地学或史学的附庸,不是一个独立学科,所以方志的专门目录产生得很迟。在方志这个大宝库中究竟有多少库藏,一直到清末民初还不清楚。现存的最早一部记载方志收藏的专目是缪荃孙的《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1913年刊于《古学汇刊》第二集。缪荃孙是清末民初的知名学者,又是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的创办人。这部方志目,就是清点清内阁大库的藏志并向京师图书馆移交的目录,共计1676部。此后的几十年中,比较重要的藏书单位,如故宫、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宁波天一阁等,应社会之需,纷纷将自己收藏的地方志编出目录公之于世。地区性的方志目录也逐渐多起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省、市、县为了编新志,都尽可能彻底地调查了本地区历代志书的存佚。绝大部分省区都新编或重编了本省历代方志的目录,其中包含了不少此次调查中的新发现。
相当一部分目录是附有提要的。它们比起只介绍作者、卷数、纂修和刊印年月的题录式目录,更多下了一番研究工夫,也更受到使用者的青睐。近代最早一部方志提要目录是瞿宣颖的《方志考稿》甲集。它对天津“天春园”主人任凤苞私家收藏的八省600多种方志一一叙述源流、介绍类目、分析体例、评论得失,尤其难得的是还指出志书中的特殊史料。此后,有张鸿汀的《陇右方志录》(一名《甘宁青方志考》,1932年初次发表,1934年增订再版)、洪焕椿的多年力作《浙江地方志考录》(1984年再版改名为《浙江方志考》)。近年陆续问世的,还有骆兆平的《天一阁地方志考录》、来新夏主编的《河北地方志提要》、王桂云的《山东方志汇要》、赵明奇的《徐州地方志通考》、河南地方志编委会的《河南地方志提要》、广西通志馆的《广西方志提要》、李默的《广东方志要录》等,都是辅助阅读志书的有用的工具书。
这一大批方志目录,省却了人们许多翻检的辛劳,但它们毕竟是分散的、局部的。要查清全国到底有多少志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方面有开创之功的是方志学家朱士嘉。他首先以个人力量调查了国内外几十个藏书单位,弄清了5800多种地方志的编纂者、编纂时间、版本和收藏地点,编成《中国地方志综录》,于1934年出版。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地方志的普查。1958年,朱士嘉在重新调查的基础上又出版了《综录》的增补本。此后,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由于整理天文资料的需要,将调查范围扩大到190个单位,主编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于1985年出版。几乎是同时,台湾于1960年出版了《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1985年又出版了它的增订本《台湾地区公藏方志目录》。现在,根据海峡两岸这两个联合目录,我们便可以大致了解国内现存地方志的数量,以及它们保存在什么地方。
古人研究地方志,由于见闻不广,只能限于对个别志书作些考订或评论。有了这许多目录,特别是有了联合目录,我们才有可能对地方志作宏观的整体的分析,才有可能对旧志作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整理。当然,平时要查找利用地方志也方便多了。
辛亥革命以后,仍有不少学者钟情于旧志辑佚。据统计,仅民国时期即辑有古方志达100多种①。此后,又有赵万里辑的《元一统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的《析津志辑佚》、贺次君的《括地志辑校》,还有1984年出版的李裕民的《山西古方志辑佚》,辑有山西省236种旧志的佚文,都是比较重要的辑佚新作。
而本世纪旧志辑佚的最重要的收获,是张国淦的《中国古方志考》。这部书最早在1935年到1936年的《禹贡》杂志上连载,后来经作者不断修改补充,直到1962年才定稿,由中华书局出版。作者以40年的功力,将在古籍中见到的所有元以前方志类图书的书名、佚文、序跋和有关的评论等都辑录下来,一共2000多种。这是第一次对我国古代佚志所留下的蛛丝马迹作全面清理。同时,它也是一部以辑佚为基础编成的古方志书目。将它和记录现存志书的《联合目录》合起来看,就可以对我国地方志两千年来的成就有一个清晰全面的印象。
校勘重印旧志也是整理旧志的一种重要方式。尤其在近半个世纪中,比较重要的志书大部分都出了新的影印本。例如,中华书局的《宋元方志汇刊》,将海内外现存全部宋元方志汇为一编;60年代上海古籍书店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和90年代上海书店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两次共影印了天一阁现藏271种明志中的216种;书目文献出版社在北京图书馆协助下编印了《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择它的珍藏编成《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由中国书店出版;北京图书馆也将自己收藏的数十种善本方志编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中,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台湾成文出版社的《方志丛书》,选印了历代方志2000多种;上海书店、巴蜀书店和江苏古籍出版社合作编印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将选印历代方志3000余种,目前已陆续同读者见面。
随着印刷技术的发达,其他许多出版机构、学术机构和修志机构,也整理重印了不少旧志。从1911年到现在,包括海峡两岸,用石印、影印、排印等各种方式重印的旧志已有数千种。影印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旧志的原貌,而许多排印本经过认真的校勘、分段、标点,更便于现代人阅读。重印旧志不但保护了古籍,使旧志免于继续毁损散亡,也使许多珍本秘籍走出了藏书楼,和普通人朝夕相处,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此外,当年由顾炎武开创的整理旧志的道路,如今已经成为一条康庄大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许多生产和研究部门根据国家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将地方志中的天文、地理、物产、水利等各种专门资料汇编起来,使方志资料在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专题资料汇编已经成为开发旧志资料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这方面的成果,以及这些资料汇编如何在各行各业、各种学科中发挥作用的实例,那是说不胜说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将整理旧志和编修新志一起纳入了国家规划,使它从个别学者、个别单位分散的工作,转向有计划的分工协作。新中国的地方志工作者,无论在方志学理论上,还是在编纂新志和整理旧志的实践中,都正努力开拓着新的天地。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村志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