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黎近照

　　

        关于获奖

　　■个人简介

　　东黎，1959年生，退休前是晋中市艺术学校教师。山西省作家协会委员，山西省女作家协会副会长。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迄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百余万字。短篇小说《鸡的故事》曾获首届赵树理文学奖;长篇小说《楼群里的孩子》曾获文化部蒲公英奖;其他地市级奖若干。其作品《黑白照片》获2013-2015年度“赵树理文学奖”儿童文学奖。

　　■获奖对话

　　山西晚报：1985年首届赵树理文学奖评选，您的短篇小说《鸡的故事》获了奖。时隔32年，您的作品《黑白照片》再次获奖，谈谈感受。

　　东黎：获奖是对好作品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儿童文学的肯定。上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写作，始于儿童文学，但深感它从来不被重视，所以一度放弃了对它的热情。这种现状如今依然如此，它是导致好的儿童文学作品稀少的客观原因。评委会的认可，让我依稀看到儿童文学的希望。

　　另外，《黑白照片》这本书是我停笔20多年来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它算是试笔，封笔多年又可以写作了，是件高兴的事。作品不仅出版，还获了“赵奖”，喜上加喜。

　　山西晚报：您认为《黑白照片》为什么能获奖?

　　东黎：在我看来有两个原因：一是“文革”那段历史有它的特殊性，不容忽视，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下来很有必要;二是我读到的以“文革”为历史背景的文学作品，多是成人世界的展现，用儿童视角，客观、真实地表现那段历史的作品很少。

　　■获奖作品介绍

　　《黑白照片》是一部具有独特品质的非虚构作品，女作家东黎以冷静、简劲的笔触，记录了“文革”那段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主人公朴素而又动荡的童年生活。其中，既有山西老城的生活，也有偏僻乡村的生活。在细致的娓娓道来中，抒发了作者对童年人事的缅怀。

　　这是一本充满人情味的书籍，以孩子的视角审视过去的历史，在淡淡的忧伤中弥漫着浓浓的诗意。表面上写的是小城旧事，实际上折射出了中国历史的大时代，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作品细腻流畅，表现出作者厚实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文学感受力。

　　采访前，对《黑白照片》的副题“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有一种天然的亲切。带着这种情愫，特地买来一本拜读。

　　书很简单，没有前言，没有后记。最大的特点就是书的黑白底色和近百张旧照片，很有年代感。一口气读完后，被作家厚重的人生经历，以及尽管朴实但蕴藏于字里行间的才情所打动。

　　人生路漫漫，苦乐参半，悲喜交加，但转机又总在不经意间出现。天有不测风云，又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抛开特定的时代背景不说，也许兜兜转转才是生活的真谛。

　　这是读这本书的启示，读完竟有一种“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淡泊感。那么，经历过荒诞年代，一切归于平淡的东黎，如今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东黎是个低调少言的人，整场采访也如同《黑白照片》的格调一样，平实无奇但耐人寻味。

　　A　人不怕经历磨难，怕的是被打垮

　　山西晚报：北大毕业的女儿要听您小时候的故事，您干脆为她写下一本童年往事书。有个作家妈妈真是好。

　　东黎：起初是讲给女儿听的故事，讲着讲着，觉得可以写成书，就有了这本《黑白照片》。

　　山西晚报：您女儿喜欢这个故事吗?

　　东黎：喜欢，她觉得我的童年有意思。年轻人对我讲的故事感兴趣，我很欣慰，因为好的艺术作品应有的特征之一就是新奇性。现在的“80后”“90后”乃至以后的孩子们，他们的童年完全不同于父辈，虽然信息铺天盖地，令人眼花缭乱，但似乎缺乏有质感的东西。我希望我讲的这个故事，能给他们补上这一课。

　　山西晚报：除了给女儿讲故事，有没有经历了那个特殊年代有话要说的原因?

　　东黎：我相信经历过“文革”的人，绝不会轻易忘记那段历史。即便再神经大条，午夜梦回的时候还是会想起。怎么把故事讲出来，如何表达当时的情绪、心境，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之前我也看过一些反映“文革”的作品，大多数反映的是成人世界，其中有不错的作品。但有的作品可能由于作者太想把故事讲得精彩，就把一些东西推到极致，忽略了真实性，读后让人困惑、迷惘。不掺杂任何东西，把那段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也是我写作这本书的另一个原因。

　　当然，我也很愿意看到，别的作家通过更多的视角去回望那段历史，唤起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关注那段历史。

　　山西晚报：自己的故事，写起来很顺手吧。

　　东黎：思考是很多年的事，写作是一气呵成的。一天清晨醒来，往事的记忆萦绕脑海，挥之不去，便自然地提起了笔。那是2013年秋冬季节，屋里暖气不热。凌晨我披着棉衣甚至被子，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借着电脑屏幕的光亮，开始一字一字写作，一天3000字、5000字，花了40多天，写了20多万字，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想做的事。

　　多年远离文坛，也疏离了编辑，写完心里没底，于是把书稿给了我女儿，我相信她的鉴赏力和判断力。她看完说是一部好书，我才有信心把稿子发给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编辑，3天后，出版社与我签了合同。书出版后，读者反响不错。

　　山西晚报：时代背景很沉重，但您写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压抑和黑暗，虽然书是以黑白两色打底的。

　　东黎：我写作时尽量摒弃成人的意识及想法，试图用客观冷静的笔触，还原当时作为一个小女孩所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孩子纯真无邪，有些事情她还不懂，所以故事看起来没有那么沉重。

　　此外，我想通过这个故事表达的是，即使在一个政治环境极端不正常的时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依然在延续。人只有在艰难困苦中，才能更深切地体会人性的美丽和生命的顽强。本着这样一种信念，就能给读者传播希望。

　　山西晚报：您怎么看待童年经历的那些磨难?

　　东黎：人的一生中不怕经历磨难，怕的是被磨难彻底打垮。

　　B　女性作家更易满足　思考比写作更重要

　　山西晚报：为什么书名叫“黑白照片”?这个标题略带感伤，是想通过黑白色调衬托风雨如晦的时代?

　　东黎：说实话，我很不会起题目，最近写的长篇就没名字。写《黑白照片》时，想不出更好的书名，后来是翻看家里的旧照片时有了灵感，感觉与我讲的故事很契合。

　　山西晚报：您一直强调这是非虚构作品，非虚构是所有的人、事都是真实的吗?

　　东黎：对，尽量还原过去的真实，但我有所选择，写得比较克制，一旦意识到有些想法和感受并非当时的想法和感受，就不写。我只写我记忆中的人和事。

　　山西晚报：这本书的结构分为上下两篇，您在写作时是如何考量的?

　　东黎：这是根据我真实的生活感受写作的：上篇写“我”在“文革”开始时游走于城市的经历，在那些经历里，“我”体验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当“我”离开城市时，幼小的心灵充满绝望;下篇写“我”在乡村的生活，正是那段生活，那里的人和事，在润物细无声的状态中救赎了“我”的灵魂。

　　山西晚报：下放到莫村，老支书郭德寿安排你父母一个当了会计，一个当了医生。村里的干部、乡亲们，学校的老师、同学都很实在，你们过上了比之前在城里还安稳的生活。

　　东黎：对，1970年去了莫村，在那儿生活了两年多，对我影响很大。可以说，那段乡村生活是我人生中的缓冲台。在那个缓冲台上，一个惊恐万状的孩子再次回归从容自然。

　　迄今为止，我对乡村仍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故地遥远，有时我会随便乘一辆公交车，让它载着我离开城市，随便到达一个乡村，在田野走走，挖挖野菜，采采蘑菇，到农户家坐坐，像一个梦游者，身心是愉悦、放松的。我感谢乡村的一切，它让我成为今天的我，对很多事有善良悲悯的情怀。

　　山西晚报：您书中有80多张黑白照片，我知道那个年代拍照很奢侈，您有摄影爱好吗?

　　东黎：书中的照片，除了人物照片是旧照，场景照片是为了给文字配图，专门去事发地重拍的。

　　山西晚报：您20多年不写作，原因是什么?

　　东黎：我写作，只凭兴趣，没想太多。如果成为一部作品，是生活和思考的结果。于我而言，思考与写作的比重，前者更多一些，这可能是我作品不多的原因之一。

　　女性写作者是太容易满足而虚荣的一个群体，也因此会缺少沉淀，我希望自己不是这样的。虽然多年不写作，但写作的念头一直很顽强地存在于心，思考从未缺席。

　　山西晚报：除了写作，您还有哪些爱好?

　　东黎：我还喜欢旅游，喜欢干体力活。有时想，假如有来世，一定做个体力劳动者，因为简单的体力劳动比复杂的脑力劳动更容易获得成就感。

　　山西晚报：您的文字近乎白描，却很有感染力。我想知道，这样的文学素养是怎样修炼的?

　　东黎：文学素养来源于读书的感悟和对生活的体验。当然，前提是感悟和体验都必须是正确的、真实的。

　　山西晚报：在您看来，好的儿童文学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东黎：首先，表达的情感是真诚的。目前，我看到的国内的儿童文学作品之所以不尽如人意，是伪儿童文学太多了。这可能与国情有关，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式，回避孩子们的真正世界，那样的作品恐怕连作者自己都汗颜。
 

　　延伸阅读

　　《黑白照片》内文赏读

　　一天早晨，天刚放亮，一群人来到我家，他们破门而入，门被踹坏了。

　　我们一家还没起床，被来人呵斥着从炕上下到地上，没来得及穿衣服，都只穿着裤衩背心。

　　他们一进屋就翻箱倒柜。翻箱倒柜的人里有一个孙叔叔我认识，以前他爱养热带鱼，这爱好和父亲一样，他们经常一起讨论热带鱼的养法。有鱼生小鱼的时候，他们曾彻夜守在鱼缸前，看一条条小鱼诞生。父亲曾给过他很多条刚出生的小鱼，有孔雀、黑玛丽、红剑、神仙……

　　孙叔叔把我和弟弟从屋里揪到院里，他的手很大，有劲，揪得我胳膊很疼。

　　我说：孙叔叔。

　　孙叔叔看了我一眼，眼神很陌生，不认识我一样。

　　我和弟弟站在院里，不由得都用手抱着肩，我们感到了秋天的寒意。

　　邻居的玻璃窗上有人脸映出，它们隔着玻璃在看我和弟弟。刘奶奶的脸太靠近玻璃了，鼻子压迫在玻璃上，扁了，让她的脸变形，好像她不是刘奶奶。

　　一群人在屋里翻了一通，有人从屋里出来，手里提着抱着一些东西，出了院子。父亲和母亲也被几个人拉拽着出了屋，这时他们已穿了衣服，不过母亲的衣扣没系对，错位了，两片衣襟一高一低。她的头发有些散乱，有一大撮耷拉在脸前，挡了一只眼。他们被拉拽着走，临出院，母亲回了一下头，看着我和弟弟

　　母亲说：照顾好弟弟!

　　然后，父亲和母亲就随着那群人从院里消失了。

　　再回头，发现我家的两扇房门上糊了一张盖着红章的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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