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三秦”名称始于秦汉之际的楚汉相争。
三秦文化是一个历史的传统的文化概念，有其自身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三秦大地在楚汉相争“三分关中”之前，长期为周秦的领地。周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兴盛时期，主张“制礼作乐，以‘礼’治国”。三秦大地是周礼的发祥地，保留了“礼仪之邦”的内容，周礼作为儒学基础构成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核心，为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奠定了初步基础。秦实行富国强兵政策，任用商鞅变法修律，强盛国势，为统一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周秦这两个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朝代，在经济、政治、礼俗、文化等方面有着十分突出的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周秦文化。应该说，三秦文化的渊源与基础是周秦文化，周秦文化是三秦文化的直接来源和重要内容。因为，正是周礼所演化的儒学，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是三秦大地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
秦汉文化为三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的长河中，三秦文化继承并发展了周秦文化的优秀成果与遗风，在秦汉时期逐渐走向成熟，被誉为“秦汉气势”。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局面。西汉继秦之后，在中国历史上建立起第二个大一统封建王朝。汉时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发展居于世界前列，其声威震荡寰宇，外域人称中国为“汉”，“华夏族”亦从汉时改为“汉族”。根据古籍记载和考古发掘以及诸多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华夏族”、“中华”、“中国”、“炎黄子孙”之称都与陕西关中古老部族和地域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故关中地区是以汉族（华夏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摇篮。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尤其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出现了自汉代以来的第二次高潮。中外文化交往融合，形成了宏伟博大的盛唐气象，号称“大唐雄风”。唐长安亦成为与世界特别是亚洲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唐代医学、绘画、雕塑超越前人，散文、诗歌达到古代最高水平。光辉灿烂的唐文化以“长安文化”的风貌与形态展现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风采与英姿。“长安文化”继承了周秦文化、秦汉文化，融会了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且与中原文化融合、演变，并在中外交流中吸收了域外文化，造就了多元结构的中国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体。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黄金时代，也是陕西古代史册上最值得自豪的一页。
宋、元、明、清时期，随着关中“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失去，三秦文化逐渐走向低谷，不再有汉唐时期的繁荣景象。不过，在此历史阶段，三秦文化进行了反思与总结。北宋张载等人所创的“关学”，为宋明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载对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三秦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审视，提出了“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一物两体”等哲学论断，旨在克服三秦文化受感性经验的局限，进而达到理性认识的层次。明冯从吾的《关学编》、清张骥的《关学宗传》，均从历史与文化的视角对三秦文化作了系统总结，使其得到了深层次的反醒与提升。
三秦文化的孕育土壤
“八百里秦川”是三秦文化生长发育的中心地域，这里土壤肥沃，风调雨顺，适宜农耕。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谓：“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陕北黄土高原、陕南秦巴山地和关中平原都有着丰富的物产资源。特别是关中平原——“被山带河以为固”、“金城汤池天府国”。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为发展农业提供了便利，关中平原是中国农业的发祥地之一。三秦先民在长期的农耕经济中形成了“以农为本”的思想观念，对三秦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因而，三秦文化具有了农耕文明的特征。三秦大地的先民们以家庭为劳动单位，生活有法，人伦有常，血缘因续，讲究伦理，重土、安居、勤劳、尚俭、求实、仁和，培育和形成了伦理型的农业文化。这种文化在世代传承中，不断地影响着三秦儿女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和心理气质，三秦大地的人文历史形貌便逐渐形成。
“秦中自古帝王都”。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灭商以后，周丰京和镐京便成为号令全国的首都。西汉选址“长安”作为新都名称，寓“长治久安”之意，亦是三秦文化中最有光彩的内容。由周开始直到公元906年唐王朝灭亡，关中地区一直作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重心而存在。西安是中国古代建都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城市，也是三秦文化孕育、形成、丰富、融合与发展的重要之地。关中之地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年古都，除了它有着丰富的物产资源，便利的水陆交通和适宜农耕的自然环境以及依“关”据险的地理条件，更在于它有着黄帝文化所凝聚的炎黄子孙的民族意识、开创包容精神和自古便是民族与文化的融合之地，尤其是其在文化上所保持的宽容与自由。深刻的文化背景和独特的历史内涵不断地显示着三秦文化的魅力和价值。
三秦文化的特征
三秦文化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积淀并传承了许多优良的思想和文化传统。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老子《道德经》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揭示了“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按自然法则行事，以达到万物和谐之境界”的深刻哲理。这一“处世”、“治世”思想深刻地影响着秦人的心理与行为，特别是其把人与自然看成是有机的统一整体。这种依存于自然、又作用于自然的观念，让三秦儿女在生生不息的生命繁衍与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创造着与之相适应的精神与文化。
二是开放进取的心理。周、秦、汉、隋、唐时期，随着政治、经济的向外开拓，三秦文化也在不断地吸纳中原文化、儒道文化、法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等一切外部文化的优秀成果，以求得自身的丰富和发展，这种进取精神与开放胸怀塑造了秦人重实用的文化心理；
三是崇尚礼仪和求实厚朴的怀古风气。强调礼仪、提倡务实、道不虚谈、学贵实效、刚劲敢为、性耿直、重气节等思想理念与品质成为三秦文化的显著特点。
四是传统的革命精神。持守坚定、勇于担当是秦人的一种秉性。无论是明末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辛亥革命时期井勿幕等革命先驱在反清斗争中的重大作用，还是在抗日战争中杀敌建功、英勇捐躯的陕籍仁人志士，无不体现三秦大地的革命传统。特别是刘志丹、谢子长、李子洲、习仲勋等革命前辈创建的陕北红军、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以及延安整风、延安精神等等，都使三秦文化获得了新的活力，革命文化（或即红色文化）成为陕西地域文化的一大亮点。最值得秦人引以为荣和珍视的是，陕北延安是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汇集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精英，通过一系列的文化变革，形成了色彩鲜明的文化形态。随着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它不仅成为陕西地域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且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构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秦文化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三秦文化的脉络和内涵融会并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三秦文化原本是由“三秦”历史地理之称衍生出来的地域文化概念，是在三秦之地发生、发展起来的区域性传统文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三秦文化的内涵与外延逐渐扩大。如今，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创建中，人们不断地丰富与发展着具有陕西地域（包括陕南、陕北、关中三块地域）特点的社会主义文化。
作者：王崇熹 2014年1月12日 西安晚报 第十版
“三秦”名称始于秦汉之际的楚汉相争。
三秦文化是一个历史的传统的文化概念，有其自身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三秦大地在楚汉相争“三分关中”之前，长期为周秦的领地。周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兴盛时期，主张“制礼作乐，以‘礼’治国”。三秦大地是周礼的发祥地，保留了“礼仪之邦”的内容，周礼作为儒学基础构成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核心，为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奠定了初步基础。秦实行富国强兵政策，任用商鞅变法修律，强盛国势，为统一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周秦这两个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朝代，在经济、政治、礼俗、文化等方面有着十分突出的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周秦文化。应该说，三秦文化的渊源与基础是周秦文化，周秦文化是三秦文化的直接来源和重要内容。因为，正是周礼所演化的儒学，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是三秦大地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
秦汉文化为三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的长河中，三秦文化继承并发展了周秦文化的优秀成果与遗风，在秦汉时期逐渐走向成熟，被誉为“秦汉气势”。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局面。西汉继秦之后，在中国历史上建立起第二个大一统封建王朝。汉时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发展居于世界前列，其声威震荡寰宇，外域人称中国为“汉”，“华夏族”亦从汉时改为“汉族”。根据古籍记载和考古发掘以及诸多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华夏族”、“中华”、“中国”、“炎黄子孙”之称都与陕西关中古老部族和地域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故关中地区是以汉族（华夏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摇篮。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尤其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出现了自汉代以来的第二次高潮。中外文化交往融合，形成了宏伟博大的盛唐气象，号称“大唐雄风”。唐长安亦成为与世界特别是亚洲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唐代医学、绘画、雕塑超越前人，散文、诗歌达到古代最高水平。光辉灿烂的唐文化以“长安文化”的风貌与形态展现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风采与英姿。“长安文化”继承了周秦文化、秦汉文化，融会了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且与中原文化融合、演变，并在中外交流中吸收了域外文化，造就了多元结构的中国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体。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黄金时代，也是陕西古代史册上最值得自豪的一页。
宋、元、明、清时期，随着关中“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失去，三秦文化逐渐走向低谷，不再有汉唐时期的繁荣景象。不过，在此历史阶段，三秦文化进行了反思与总结。北宋张载等人所创的“关学”，为宋明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载对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三秦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审视，提出了“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一物两体”等哲学论断，旨在克服三秦文化受感性经验的局限，进而达到理性认识的层次。明冯从吾的《关学编》、清张骥的《关学宗传》，均从历史与文化的视角对三秦文化作了系统总结，使其得到了深层次的反醒与提升。
三秦文化的孕育土壤
“八百里秦川”是三秦文化生长发育的中心地域，这里土壤肥沃，风调雨顺，适宜农耕。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谓：“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陕北黄土高原、陕南秦巴山地和关中平原都有着丰富的物产资源。特别是关中平原——“被山带河以为固”、“金城汤池天府国”。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为发展农业提供了便利，关中平原是中国农业的发祥地之一。三秦先民在长期的农耕经济中形成了“以农为本”的思想观念，对三秦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因而，三秦文化具有了农耕文明的特征。三秦大地的先民们以家庭为劳动单位，生活有法，人伦有常，血缘因续，讲究伦理，重土、安居、勤劳、尚俭、求实、仁和，培育和形成了伦理型的农业文化。这种文化在世代传承中，不断地影响着三秦儿女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和心理气质，三秦大地的人文历史形貌便逐渐形成。
“秦中自古帝王都”。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灭商以后，周丰京和镐京便成为号令全国的首都。西汉选址“长安”作为新都名称，寓“长治久安”之意，亦是三秦文化中最有光彩的内容。由周开始直到公元906年唐王朝灭亡，关中地区一直作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重心而存在。西安是中国古代建都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城市，也是三秦文化孕育、形成、丰富、融合与发展的重要之地。关中之地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年古都，除了它有着丰富的物产资源，便利的水陆交通和适宜农耕的自然环境以及依“关”据险的地理条件，更在于它有着黄帝文化所凝聚的炎黄子孙的民族意识、开创包容精神和自古便是民族与文化的融合之地，尤其是其在文化上所保持的宽容与自由。深刻的文化背景和独特的历史内涵不断地显示着三秦文化的魅力和价值。
三秦文化的特征
三秦文化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积淀并传承了许多优良的思想和文化传统。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老子《道德经》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揭示了“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按自然法则行事，以达到万物和谐之境界”的深刻哲理。这一“处世”、“治世”思想深刻地影响着秦人的心理与行为，特别是其把人与自然看成是有机的统一整体。这种依存于自然、又作用于自然的观念，让三秦儿女在生生不息的生命繁衍与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创造着与之相适应的精神与文化。
二是开放进取的心理。周、秦、汉、隋、唐时期，随着政治、经济的向外开拓，三秦文化也在不断地吸纳中原文化、儒道文化、法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等一切外部文化的优秀成果，以求得自身的丰富和发展，这种进取精神与开放胸怀塑造了秦人重实用的文化心理；
三是崇尚礼仪和求实厚朴的怀古风气。强调礼仪、提倡务实、道不虚谈、学贵实效、刚劲敢为、性耿直、重气节等思想理念与品质成为三秦文化的显著特点。
四是传统的革命精神。持守坚定、勇于担当是秦人的一种秉性。无论是明末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辛亥革命时期井勿幕等革命先驱在反清斗争中的重大作用，还是在抗日战争中杀敌建功、英勇捐躯的陕籍仁人志士，无不体现三秦大地的革命传统。特别是刘志丹、谢子长、李子洲、习仲勋等革命前辈创建的陕北红军、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以及延安整风、延安精神等等，都使三秦文化获得了新的活力，革命文化（或即红色文化）成为陕西地域文化的一大亮点。最值得秦人引以为荣和珍视的是，陕北延安是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汇集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精英，通过一系列的文化变革，形成了色彩鲜明的文化形态。随着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它不仅成为陕西地域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且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构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秦文化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三秦文化的脉络和内涵融会并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三秦文化原本是由“三秦”历史地理之称衍生出来的地域文化概念，是在三秦之地发生、发展起来的区域性传统文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三秦文化的内涵与外延逐渐扩大。如今，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创建中，人们不断地丰富与发展着具有陕西地域（包括陕南、陕北、关中三块地域）特点的社会主义文化。
作者：王崇熹 2014年1月12日 西安晚报 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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