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文化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生生不息，经历了数千年的辉煌。她滥觞于尧、舜、禹的传说时代，成熟于西周初年的叔虞封唐，兴盛于春秋战国之际。作为以今山西为主体而跨越今河南、河北、内蒙和陕西等省区的中原地域性文化，她既不同于典型的宗法制鲁文化，也不同于颇具折衷色彩的齐文化，又不同于南方楚文化和后起的秦文化，更不同于地处东南沿海的吴越文化。综观三晋文化的源流增变，其历史特色大致有三个方面。
一、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适应性
《左传·定公四年》载，叔虞封唐时，“（周成王）分唐叔以大路（战车）、密须之鼓、阙巩（之甲）、姑洗（之钟），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居于夏墟，启以复正（政），疆以戎索（俗）”。所谓“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就是用夏政教导夏民，以戎法治理戎人。这是周久，实际上是周公，给叔虞制订的施政纲领。因为唐国地处原来夏人的故墟，四周又遍布戎狄部落，所以，应该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以夏戎之政治理夏戎之地，以夏惑之法管理夏戎之民。这在当时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又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所谓“启以夏政”的具体内容，就是在叔虞的封国之内，维护夏代以来传统的政治制度和风俗**惯，暂不实行西周王朝制订的新的宗法礼乐制度。所谓“疆以戎索”，根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就是按照戎狄的生活**惯（戎索）分配土地，不像鲁卫农业地区按照周法分配土地”。也就是说，周天子特许唐叔虞从唐国人文地理的实际情况出发，在自己的封地内实行有别于鲁、齐、卫等正统农业宗法制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这不仅表现了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的博大气度，也表现了他们的政治远见性和策略灵活性，值得后人称道和效法。
唐叔虞遵照这一方针立国治民，鼓励民众兴办水利，发展农牧业生产。数年之后，其政绩已是斐然可观，出现了“异亩同颖”，即不同的田地都长出了特别高大丰满的植株，标志着农业获得了大丰收。这就使一度极为混乱的唐国政局安定了下来，使唐国民众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唐国附近原有的许多戎狄部落，也都先后归附了叔虞。为此，周成王和周公分别作了《馈禾》和《嘉禾》诗，肯定和表彰了叔虞治唐的政绩。三晋文化的适应性，由此获得了良好的开端。
此后，周边戎狄部族日益归附，使晋国（叔虞之子燮父改国号为晋）领土日益扩大，经济和军事实力也与日俱增。至晋献公时，晋国灭国二十，统一了今山西南部，并占有今河南北部的部分土地。到春秋中期，周天子权威日衰，中原地区成为大国角逐争霸和戎狄入侵蚕食的场所。晋文公顺应时势，对外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对内锐意革新政治，在与强楚的“城濮之战”中“一战而霸”，确立了晋国百年强国的地位。战国初期，魏文候任用李俚等人，顺应历史趋势，从实际情况出发改革魏国政治，开始变礼治为法治，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政策，使魏国成为战国七雄中最早强大起来的国家。战国中期的赵武灵王，因地制宜，实行“胡服骑射”的改革措施，移风易俗，建立起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扩地数千里，几乎实现了南下灭秦，统一天下的大业。这些成就，都与三晋文化的适应性有着紧密的关系。
二、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包容性
三晋地区是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交错杂处的特殊地域，南部为发达的农业地区，中部为农牧业共同发展的地区，北部为典型的草原游牧地区，总体上说，人文和地理环境极为复杂。面对这种情况，只有在政治和文化方面求同存异，实行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的政策，才能安定社会，谋求发展。
从唐叔虞立国之始，晋国就实行了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在政治上宽容大度，文化上兼包并收。叔虞封唐后，即把曾经响应武庚叛乱、战败失国的原唐国国君及其宗族遗民，迁往镐京附近的杜（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史称唐杜氏），仍让他们在周朝供职，还占有一定的土地和人民。公元前 520年，晋人灭白狄之鼓（今河北省晋县一带），虽然暂时俘虏了鼓国国君驾（革是），而最终又让鼓人恢复了自己的国家。（见《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及《国语·晋语九》等）至于著名的“魏绛和戎”（ 详见《左传·襄公四年》）以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详见《史记·赵世家》及《战国策·赵策》等）的改革，更是晋国和赵国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宽容政策的集中表现。
总之，晋国之所以能以立国时的区区百里之大的地盘，经过春秋前半期的不断融合诸侯，兼并邻国，到春秋中期渐渐拥有今山西全部和河南北部，而至战国中期成为地跨今冀、豫、陕、蒙诸省（区）的三晋强国，决非偶然。它的滥筋于“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政治宽容和文化兼包的特色，显然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三、违背正统、离经叛道的创新性
三晋文化的这一特色主要是针对周天子及鲁、卫等诸侯国典型的正统宗法制文化而言的。所谓违背正统，就是违背正统的宗法制的礼治传统；所谓离经叛道，就是离封建宗法制的礼乐之经、叛血缘宗法制的“亲亲”之道。西周王朝的社会组织结构是一种家国一体，宗统与君统合二为一，“同姓从宗合族属”的血缘实体。周天子既是君临万物的至高无上的君主，又是天下百姓共同的宗主和严父，而各国诸侯对本国的臣民来说也具有这种政治和血缘的双重身份。由天子至于士民，层层分封，等级森严，根据血缘姻亲关系的远近亲疏来确定财产和权力的分配与继承，从而达到巩固宗法奴隶制统治秩序的目的。但是，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在三晋文化体系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观念是较为淡薄的。
晋国自春秋早期的昭候以来，百余年间王位的争夺篡弑，史不绝书，并在春秋中期先后发生了曲沃灭晋翼、献公灭桓庄之族以及骊姬逐杀群公子的内乱，演出了一幕幕宗族血亲之间骨肉相残的惨剧，使晋国公室宗族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就这样，维护晋国宗法统治集团的血缘纽带较早地被割断了，从而至晋文公时就形成了其他诸侯国少有的异姓卿族专政的**面和军政合一的政权体制，对晋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正因如此，晋国政治才具有了尚贤、尚法、尚公、尚义乃至尚侠的传统，致使三晋文化也呈现出种种非正统的色彩。
唯其尚贤，晋国统治者能够不受宗族血缘关系的束缚，在异姓卿族和他国的逐臣逃臣中选贤任能，出现“楚材晋用”的局面；晋国大臣中也形成了举贤荐才的良好风气。晋文公时，老资格的赵衰避贤让权，极力推荐先轸等贤才担任军政要职；晋悼公时，元老重臣祁奚荐贤，有所谓“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表现。唯其尚公，晋国的卿族、士大夫等，一般不念私怨，不报私仇，不争个人名位，不计个人安危，而是忠于公事，死于公敌，表现出高尚的忠公品格。荀息死于晋献公之托孤；先轸因国事而唾辱晋襄公，并因此而杀身自赎；魏绛冒死戮辱晋悼公之弟杨干之御等，都是其中的杰出表现者。唯其尚法，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之一即产生于春秋末期的晋国，并由范宣子铸于刑鼎，公布于众；到战国时，三晋又成为法家的摇篮，早期法家人物如吴起、李悝、西门豹等，使三晋的变法运动起步早而见效多。唯其尚义、尚侠，晋灵公时，程婴、韩厥等义士，前仆后继，为解救赵氏孤儿上演了一出豪壮惨烈、震撼古今的大悲剧；战国初期，又出现了豫让为谢主恩，不惜吞炭漆身，决意刺杀赵襄子的侠义之举，让古今义士为之动容。
显然，三晋文化的反正统色彩，同样可以追溯到“启以复政，疆以戎索”的方针。这一方针，与三晋大地特殊的人文地理、自然和社会环境相结合，决定了三晋文化的历史特色。
本文作者：王志华、王晓枫，山西大学师范学院
一、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适应性
《左传·定公四年》载，叔虞封唐时，“（周成王）分唐叔以大路（战车）、密须之鼓、阙巩（之甲）、姑洗（之钟），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居于夏墟，启以复正（政），疆以戎索（俗）”。所谓“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就是用夏政教导夏民，以戎法治理戎人。这是周久，实际上是周公，给叔虞制订的施政纲领。因为唐国地处原来夏人的故墟，四周又遍布戎狄部落，所以，应该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以夏戎之政治理夏戎之地，以夏惑之法管理夏戎之民。这在当时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又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所谓“启以夏政”的具体内容，就是在叔虞的封国之内，维护夏代以来传统的政治制度和风俗**惯，暂不实行西周王朝制订的新的宗法礼乐制度。所谓“疆以戎索”，根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就是按照戎狄的生活**惯（戎索）分配土地，不像鲁卫农业地区按照周法分配土地”。也就是说，周天子特许唐叔虞从唐国人文地理的实际情况出发，在自己的封地内实行有别于鲁、齐、卫等正统农业宗法制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这不仅表现了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的博大气度，也表现了他们的政治远见性和策略灵活性，值得后人称道和效法。
唐叔虞遵照这一方针立国治民，鼓励民众兴办水利，发展农牧业生产。数年之后，其政绩已是斐然可观，出现了“异亩同颖”，即不同的田地都长出了特别高大丰满的植株，标志着农业获得了大丰收。这就使一度极为混乱的唐国政局安定了下来，使唐国民众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唐国附近原有的许多戎狄部落，也都先后归附了叔虞。为此，周成王和周公分别作了《馈禾》和《嘉禾》诗，肯定和表彰了叔虞治唐的政绩。三晋文化的适应性，由此获得了良好的开端。
此后，周边戎狄部族日益归附，使晋国（叔虞之子燮父改国号为晋）领土日益扩大，经济和军事实力也与日俱增。至晋献公时，晋国灭国二十，统一了今山西南部，并占有今河南北部的部分土地。到春秋中期，周天子权威日衰，中原地区成为大国角逐争霸和戎狄入侵蚕食的场所。晋文公顺应时势，对外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对内锐意革新政治，在与强楚的“城濮之战”中“一战而霸”，确立了晋国百年强国的地位。战国初期，魏文候任用李俚等人，顺应历史趋势，从实际情况出发改革魏国政治，开始变礼治为法治，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政策，使魏国成为战国七雄中最早强大起来的国家。战国中期的赵武灵王，因地制宜，实行“胡服骑射”的改革措施，移风易俗，建立起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扩地数千里，几乎实现了南下灭秦，统一天下的大业。这些成就，都与三晋文化的适应性有着紧密的关系。
二、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包容性
三晋地区是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交错杂处的特殊地域，南部为发达的农业地区，中部为农牧业共同发展的地区，北部为典型的草原游牧地区，总体上说，人文和地理环境极为复杂。面对这种情况，只有在政治和文化方面求同存异，实行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的政策，才能安定社会，谋求发展。
从唐叔虞立国之始，晋国就实行了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在政治上宽容大度，文化上兼包并收。叔虞封唐后，即把曾经响应武庚叛乱、战败失国的原唐国国君及其宗族遗民，迁往镐京附近的杜（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史称唐杜氏），仍让他们在周朝供职，还占有一定的土地和人民。公元前 520年，晋人灭白狄之鼓（今河北省晋县一带），虽然暂时俘虏了鼓国国君驾（革是），而最终又让鼓人恢复了自己的国家。（见《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及《国语·晋语九》等）至于著名的“魏绛和戎”（ 详见《左传·襄公四年》）以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详见《史记·赵世家》及《战国策·赵策》等）的改革，更是晋国和赵国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宽容政策的集中表现。
总之，晋国之所以能以立国时的区区百里之大的地盘，经过春秋前半期的不断融合诸侯，兼并邻国，到春秋中期渐渐拥有今山西全部和河南北部，而至战国中期成为地跨今冀、豫、陕、蒙诸省（区）的三晋强国，决非偶然。它的滥筋于“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政治宽容和文化兼包的特色，显然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三、违背正统、离经叛道的创新性
三晋文化的这一特色主要是针对周天子及鲁、卫等诸侯国典型的正统宗法制文化而言的。所谓违背正统，就是违背正统的宗法制的礼治传统；所谓离经叛道，就是离封建宗法制的礼乐之经、叛血缘宗法制的“亲亲”之道。西周王朝的社会组织结构是一种家国一体，宗统与君统合二为一，“同姓从宗合族属”的血缘实体。周天子既是君临万物的至高无上的君主，又是天下百姓共同的宗主和严父，而各国诸侯对本国的臣民来说也具有这种政治和血缘的双重身份。由天子至于士民，层层分封，等级森严，根据血缘姻亲关系的远近亲疏来确定财产和权力的分配与继承，从而达到巩固宗法奴隶制统治秩序的目的。但是，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在三晋文化体系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观念是较为淡薄的。
晋国自春秋早期的昭候以来，百余年间王位的争夺篡弑，史不绝书，并在春秋中期先后发生了曲沃灭晋翼、献公灭桓庄之族以及骊姬逐杀群公子的内乱，演出了一幕幕宗族血亲之间骨肉相残的惨剧，使晋国公室宗族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就这样，维护晋国宗法统治集团的血缘纽带较早地被割断了，从而至晋文公时就形成了其他诸侯国少有的异姓卿族专政的**面和军政合一的政权体制，对晋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正因如此，晋国政治才具有了尚贤、尚法、尚公、尚义乃至尚侠的传统，致使三晋文化也呈现出种种非正统的色彩。
唯其尚贤，晋国统治者能够不受宗族血缘关系的束缚，在异姓卿族和他国的逐臣逃臣中选贤任能，出现“楚材晋用”的局面；晋国大臣中也形成了举贤荐才的良好风气。晋文公时，老资格的赵衰避贤让权，极力推荐先轸等贤才担任军政要职；晋悼公时，元老重臣祁奚荐贤，有所谓“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表现。唯其尚公，晋国的卿族、士大夫等，一般不念私怨，不报私仇，不争个人名位，不计个人安危，而是忠于公事，死于公敌，表现出高尚的忠公品格。荀息死于晋献公之托孤；先轸因国事而唾辱晋襄公，并因此而杀身自赎；魏绛冒死戮辱晋悼公之弟杨干之御等，都是其中的杰出表现者。唯其尚法，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之一即产生于春秋末期的晋国，并由范宣子铸于刑鼎，公布于众；到战国时，三晋又成为法家的摇篮，早期法家人物如吴起、李悝、西门豹等，使三晋的变法运动起步早而见效多。唯其尚义、尚侠，晋灵公时，程婴、韩厥等义士，前仆后继，为解救赵氏孤儿上演了一出豪壮惨烈、震撼古今的大悲剧；战国初期，又出现了豫让为谢主恩，不惜吞炭漆身，决意刺杀赵襄子的侠义之举，让古今义士为之动容。
显然，三晋文化的反正统色彩，同样可以追溯到“启以复政，疆以戎索”的方针。这一方针，与三晋大地特殊的人文地理、自然和社会环境相结合，决定了三晋文化的历史特色。
本文作者：王志华、王晓枫，山西大学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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