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形式，中国编修地方志书的历史十分悠久，方志馆则是传承这一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平台。从古时的史馆、翰林院、图志局、一统志馆，到近现代的通志局、地志博物馆和当代的方志馆等等，都为地方志事业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它们不仅是记录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载体和展现中国悠久历史的现实平台，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文明和当代发展成就的重要舞台。
客观记录民族传统的历史载体
中国方志馆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繁杂到专业、从融合到分立的漫长过程：西汉时已设兰台、东观等作为宫中文献秘籍收藏之处，北魏、北齐时期设有修史局、史阁、史馆等专业机构，隋唐时期中国官修史志制度得以正式确立。建于北宋的九域图志局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方修志机构，元代依托翰林院、国史院开中国“一统志”编修先河，明景泰年间朝廷专设“一统志馆”，清代从上到下通过专设一统志馆、通志局等机构，极大推进了方志馆建设事业。民国虽系“乱世修志”，但也建有20多家省级通志局（馆），方志馆建设事业在艰难时局中仍得到一定发展。
中国方志馆的产生发展具有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从形式上看，从两汉、南北朝时期“图”（图经）“志”一体到宋代志书的独立定型，是方志馆得以产生的客观前提；从运行机制看，长期“史”“志”合一、机构融合互通的运行方式，是方志馆之所以能依托成立并逐步成熟分立的重要条件；从管理制度看，志书从初期的私撰为主到后期的官修垄断，是方志馆发展的关键因素。起初由于受“史志同源”、“史志合一”的历史渊源影响和各方面客观条件的限制，史、志机构相互交叉融合的现象十分普遍，后期则逐步分离，方志馆事业也得以不断发展并日趋规范。
还应看到，正因专业方志馆出现时间较晚，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和相当程度上，从古代的史馆、翰林院等官方机构甚至藏书楼、书院等民间专业机构，到始于近现代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场馆，通过内设方志馆（室）、收藏展示志书文献等方式，都直接或间接地承担了方志馆的功能，因而既为方志馆的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同时也为中国方志馆发展史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真实展现中国悠久历史的现实平台
尽管自古至今的图志局、一统志馆、通志局等相关机构为方志馆事业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它们大多限于收藏、编纂等传统功能，因而与当代新型方志馆仍有较大区别，始建于新中国并不断得以发展完善的综合地情馆才是当代方志馆事业发展的主流模式和主导趋势。
20世纪50年代初，以分别展示自然历史、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为主要内容的苏联阿穆尔州等地的“地志博物馆”引起了我国文博界的广泛关注，1951年10月，文化部发文明确提出“各大行政区或省、市博物馆，应当是地方性的和综合性的。即以当地的‘自然富源’、‘民主建设’、‘历史发展’三部分为陈列内容”。1953年，文化部还以山东博物馆为试点，调集全国十几个省市的专业人员，在郭沫若、吴晗、范文澜等史学专家直接指导下，协助筹建了新中国第一家“地志博物馆”。山东地志博物馆开馆后，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拉开了成规模建设地志博物馆的热潮。一年后，在全国已建成的73个博物馆中，地志博物馆就有31个。此后，文化部还多次召开会议进行部署，以综合地情为主要内容和特点的地志博物馆，实际上是当代新型方志馆的重要源头。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全国第一轮大规模的修志工作，中国的方志馆建设事业开始加速发展。1990年初，浙江方志馆成立，新华社通稿称“我国第一家专门收集社会主义时期第一代方志的方志馆最近在浙江省建立”。以此为标志，拉开了新时期全国各地方志馆的建设热潮。武汉、上海、广州、苏州、湖南、湖北等地的方志馆相继竣工开馆。但此时各地所建方志馆，大多仍以收藏志书为主，同时兼及编纂、办公、展示等功能，总体上看仍属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全国地方志事业和各地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以国家方志馆和相继建成开放的山东、江苏、江西、广西、北京等地的方志馆为标志，无论从内涵到外延，还是从展陈格局到运用手段，方志馆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各地的当代新型方志馆普遍呈现出以下特点：“史”，包括一地的历史总情、分类介绍和有关方面的专题史等；“情”，包括当地综合地情、所辖区域地情和专题性地情等；“志”，包括历代志界名人、历代方志机构变迁、历代修志成果和当代地方志事业发展成就等；“人”，即各地历代名人事迹展示；“物”，即历代特别是当代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产品等。与传统方志馆相比，其规模相对更大，内容功能更丰富，手段也更具现代化，因而构成了各地当代新型方志馆的主流模式。方志馆也普遍成为展示各地发展历史和现实成就、展现当地人民群众实现中国梦的现实平台。
与时俱进传承中华文明的宽广舞台
目前，中国的方志馆建设方兴未艾，事业日趋繁荣。按照党的十八大“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目标，方志馆既是记录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载体，也是展现中国梦想的现实平台，还应成为弘扬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的宽广舞台，这就需要不断创新理念、不断更新平台、不断实现超越。
一方面，方志馆业界要眼睛向内，清醒认识并勇于应对面临的各种冲击挑战。虽然与传统形式相比，以展示综合地情为主要形式的当代新型方志馆具有明显优势，但面对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日新月异的现代化传播形式的严峻挑战，面对层出不穷、星罗棋布的图书馆、博物馆等各类文化场馆的同质竞争，方志馆同样有较多不足，因而不能固步自封，而应与时俱进，如通过建设“数字方志馆”等新兴业态以扬长避短，通过独特的规划设计、对外开放和内部管理等举措，在与其他场馆差异竞争中实现优势互补，这应成为促进方志馆事业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各地的方志馆还要眼睛向外，善于开拓视野。由于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形式，作为展示这种文化传统的专业平台，遵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的明确要求，方志馆还应承担传播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殊重任。例如，目前国际文化界对地方志这种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形式兴趣日益浓厚，同时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有大量方志文献长期流落海外，如何把“走出去”传播和“传回来”传承两种手段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方志文化、传统文明和现实发展成就，方志馆显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重要舞台。在此意义上看，中国的方志馆事业既方兴未艾，更任重道远。
（作者：潘捷军，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方志馆研究”负责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客观记录民族传统的历史载体
中国方志馆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繁杂到专业、从融合到分立的漫长过程：西汉时已设兰台、东观等作为宫中文献秘籍收藏之处，北魏、北齐时期设有修史局、史阁、史馆等专业机构，隋唐时期中国官修史志制度得以正式确立。建于北宋的九域图志局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方修志机构，元代依托翰林院、国史院开中国“一统志”编修先河，明景泰年间朝廷专设“一统志馆”，清代从上到下通过专设一统志馆、通志局等机构，极大推进了方志馆建设事业。民国虽系“乱世修志”，但也建有20多家省级通志局（馆），方志馆建设事业在艰难时局中仍得到一定发展。
中国方志馆的产生发展具有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从形式上看，从两汉、南北朝时期“图”（图经）“志”一体到宋代志书的独立定型，是方志馆得以产生的客观前提；从运行机制看，长期“史”“志”合一、机构融合互通的运行方式，是方志馆之所以能依托成立并逐步成熟分立的重要条件；从管理制度看，志书从初期的私撰为主到后期的官修垄断，是方志馆发展的关键因素。起初由于受“史志同源”、“史志合一”的历史渊源影响和各方面客观条件的限制，史、志机构相互交叉融合的现象十分普遍，后期则逐步分离，方志馆事业也得以不断发展并日趋规范。
还应看到，正因专业方志馆出现时间较晚，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和相当程度上，从古代的史馆、翰林院等官方机构甚至藏书楼、书院等民间专业机构，到始于近现代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场馆，通过内设方志馆（室）、收藏展示志书文献等方式，都直接或间接地承担了方志馆的功能，因而既为方志馆的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同时也为中国方志馆发展史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真实展现中国悠久历史的现实平台
尽管自古至今的图志局、一统志馆、通志局等相关机构为方志馆事业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它们大多限于收藏、编纂等传统功能，因而与当代新型方志馆仍有较大区别，始建于新中国并不断得以发展完善的综合地情馆才是当代方志馆事业发展的主流模式和主导趋势。
20世纪50年代初，以分别展示自然历史、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为主要内容的苏联阿穆尔州等地的“地志博物馆”引起了我国文博界的广泛关注，1951年10月，文化部发文明确提出“各大行政区或省、市博物馆，应当是地方性的和综合性的。即以当地的‘自然富源’、‘民主建设’、‘历史发展’三部分为陈列内容”。1953年，文化部还以山东博物馆为试点，调集全国十几个省市的专业人员，在郭沫若、吴晗、范文澜等史学专家直接指导下，协助筹建了新中国第一家“地志博物馆”。山东地志博物馆开馆后，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拉开了成规模建设地志博物馆的热潮。一年后，在全国已建成的73个博物馆中，地志博物馆就有31个。此后，文化部还多次召开会议进行部署，以综合地情为主要内容和特点的地志博物馆，实际上是当代新型方志馆的重要源头。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全国第一轮大规模的修志工作，中国的方志馆建设事业开始加速发展。1990年初，浙江方志馆成立，新华社通稿称“我国第一家专门收集社会主义时期第一代方志的方志馆最近在浙江省建立”。以此为标志，拉开了新时期全国各地方志馆的建设热潮。武汉、上海、广州、苏州、湖南、湖北等地的方志馆相继竣工开馆。但此时各地所建方志馆，大多仍以收藏志书为主，同时兼及编纂、办公、展示等功能，总体上看仍属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全国地方志事业和各地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以国家方志馆和相继建成开放的山东、江苏、江西、广西、北京等地的方志馆为标志，无论从内涵到外延，还是从展陈格局到运用手段，方志馆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各地的当代新型方志馆普遍呈现出以下特点：“史”，包括一地的历史总情、分类介绍和有关方面的专题史等；“情”，包括当地综合地情、所辖区域地情和专题性地情等；“志”，包括历代志界名人、历代方志机构变迁、历代修志成果和当代地方志事业发展成就等；“人”，即各地历代名人事迹展示；“物”，即历代特别是当代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产品等。与传统方志馆相比，其规模相对更大，内容功能更丰富，手段也更具现代化，因而构成了各地当代新型方志馆的主流模式。方志馆也普遍成为展示各地发展历史和现实成就、展现当地人民群众实现中国梦的现实平台。
与时俱进传承中华文明的宽广舞台
目前，中国的方志馆建设方兴未艾，事业日趋繁荣。按照党的十八大“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目标，方志馆既是记录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载体，也是展现中国梦想的现实平台，还应成为弘扬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的宽广舞台，这就需要不断创新理念、不断更新平台、不断实现超越。
一方面，方志馆业界要眼睛向内，清醒认识并勇于应对面临的各种冲击挑战。虽然与传统形式相比，以展示综合地情为主要形式的当代新型方志馆具有明显优势，但面对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日新月异的现代化传播形式的严峻挑战，面对层出不穷、星罗棋布的图书馆、博物馆等各类文化场馆的同质竞争，方志馆同样有较多不足，因而不能固步自封，而应与时俱进，如通过建设“数字方志馆”等新兴业态以扬长避短，通过独特的规划设计、对外开放和内部管理等举措，在与其他场馆差异竞争中实现优势互补，这应成为促进方志馆事业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各地的方志馆还要眼睛向外，善于开拓视野。由于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形式，作为展示这种文化传统的专业平台，遵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的明确要求，方志馆还应承担传播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殊重任。例如，目前国际文化界对地方志这种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形式兴趣日益浓厚，同时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有大量方志文献长期流落海外，如何把“走出去”传播和“传回来”传承两种手段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方志文化、传统文明和现实发展成就，方志馆显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重要舞台。在此意义上看，中国的方志馆事业既方兴未艾，更任重道远。
（作者：潘捷军，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方志馆研究”负责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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