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明辉 摄)
湘潭在线6月26日讯(湘潭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曾明辉 )拿到自己参与修志的厚厚一袋《湘潭市志(1986-2005)》后，李若伦百感交集。从最初的门外汉，到市志中的纺织行办相关篇章修志人员，李若伦趴在家中的小茶几上，写下了三四十万字。查找资料的不易与伏案编书的辛苦，让他对修志有着深切的体会。
5月11日，《湘潭市志(1986-2005)》正式出版发行。这是湘潭第二轮修志，上一轮修志，修到了1986年。再往前，湘潭较有名的志书，有王闿运编的《(光绪刊)湘潭县志》《湘军志》等。
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中，修志显然是一种“慢生活”。又因为“众手成书”，修志不同于普通的写作，充满了不少不为外人所知的事儿。
史与志，同中有异
志，记载。一个地区、行业的记录，就是志。可以说，志是一个地方的全史，描述的是一个地方各个方面的情况。
“修志不同于历史，史的跨度很大。”湘潭文史专家周磊称，《二十四史》就跨度很大。
这里的史，是以一个朝代为单位，不论这个朝代长还是短。比如说，隋朝很短，但也有一部《隋书》。因为史料缺乏，夏商周、秦没有朝代史。当年，司马迁编《史记》，因为史料缺乏，感到很为难。不过《史记》中有本纪等形式，秦本纪记载的是秦始皇，以此来弥补这一部分的缺陷。
周磊称，《史记》与后来的地方志，有相通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
“从《史记》中可以发现，司马迁开拓了一些地方志的写法。比如说本纪，便是后来地方志的大事记。不同的是，《史记》是以皇帝为单位来记载。另外，《史记》中的列传，也就是地方志的列传。”这是相通之处。不同之处也有。比如，到春秋战国时期，《史记》中出现了世家，这在地方志中是不存在的。此外，《史记》往往是按照朝代来，而地方志，往往是在时间分段的基础上分类别进行。“现在也有村史，也有城市的历史。但一个地方的，多半称为‘志’。 ”
周磊从书架上翻出一本《史记》，其中“货殖列传”部分，记录了商业、工矿、工商等情况。“这当中，记载了‘长沙出莲、锡’，这也是湘潭采莲的最早记载。”
志的起源，最早在浙江出现，到明朝的时候开始盛行。由太守、县令主持修志，所以现在修志的总纂，也就是总负责人，仍是一个地区的行政首长。市志的总纂是市长，县志的总纂是县长。
湘潭修地方志以来，最有名的村志，是《双湖村志》。乡镇志较有名的是《石鼓镇志》，2000年12月出版。从区志来看，有《湘江区志》《板塘区简志》《雨湖区志》。
有村志、县志，也有部门志，如《湘潭市教育志》《湘乡教育志》《湘潭市工会志》《湘潭市税务志》，都是部门志。
众手成书
修志，往往需要经历很多人的手，才能编成一本书，并非一个人之力能完成。这便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众手成书。”
以新近出版的《湘潭市志(1986-2005)》为例。整套书分四册73篇，共500余万字，内容涵盖湘潭生产关系改革、经济发展格局调整、城乡建设、社会事业等方面，真实记录了湘潭改革开放关键时期20年的历史变迁。经过各行各业修志人员的全心努力，这套志书历经搜集资料、撰写初稿、修改送审、分篇评审验收等阶段，历时10余年由方志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其实，“众手成书”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周磊翻出一套线装本的《(光绪刊)湘潭县志》。“很多人以为这套县志是王闿运一个人写的，其实不是的。他自己也写的很明白，是很多人一起写的。”
不少人心中有疑问，《(光绪刊)湘潭县志》的《山水篇》，文采极佳，远胜过于其他篇章。这些都是王闿运写就的，还是他统一整理的呢?
事实上，哪一部分由谁执笔，在《(光绪刊)湘潭县志》中有详细记载。《湘潭县志卷第十二》记载，“湘绮幡然，克收桑榆。”可见王闿运是集纳了众人之文，而衡阳举人夏时济说山川，备受好评的《山水篇》，出自他之手。
对周磊而言，“众手成书”最后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谁来最后归总?
“《(光绪刊)湘潭县志》，最后是谁来归总呢，自然是王闿运。这花掉了他十年时间。”周磊称，王闿运归总后，也有前后说法不一致的地方。“比如说，湘潭县的衙门，什么时候搬到现在这儿的，王闿运当时有个考证，认为应该是五代来的。正文里，却有‘自宋以来’‘自明以来’‘南宋以来’等多种说法。”周磊认为，因为时间隔得长，这些不同的说法在他脑子里没有形成过深的概念，还来不及纠正。
“要发现‘众手成书’中的矛盾，这样才能避免志书的硬伤。”周磊称，负责总纂的人，要记忆力很好。前面怎么写，后面怎么写，前后是否一致，这是负责总纂的人很重要的一项任务。
从这个程度上说，修志书不是那么好玩的事，他要求总纂是个杂家，可以说，三教九流，都要挨上边，不然容易被人们的错误所蒙蔽，让别人犯的错误成为自己的错误。“志书中的差错，很难完全避免。但总体看来，基本上都是瑕不掩瑜的。”
修志，并不只是在故纸堆中寻
与人们的想象不同的是，修志并不只是在故纸堆中啃。它既需要人们“十年坐得板凳冷”，也需要不时在书斋与田野之间穿行，在调查与思索中，避免讹误，获得真相。
周磊曾负责湘潭第一轮修志的专职执行副总纂，从1986年到1996年，整整十年时间，他潜心修志，成为被人们称道的“湘潭活字典”。
“我的主要原则是：多下基层，多去调查，多思考，多比较。用事实说话，这样可以避免修志中的一些差错。”周磊称，这也是他对湘潭历史比较熟悉的原因。
这些经验，都是从修志的实践中来。首先担心的是前后是否矛盾。“比如说，湘潭国土面积到底多大。当时几个部门送来的数据不一致，有个误差。我找来找去，这个误差在哪里呢?”当时的周磊，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经过不断考察，他发现，原来，当时的南谷乡(现在的鹤岭镇)有一个村，是在望城县境内，而土地测量的时候忽略了这个村，于是湘潭的土地测量面积，少了几平方公里。
“如果说，把这个村子拿出来，不计数，那就少了几平方公里。这在当时，是与统计部门反复琢磨，才得出来的结果。这时候，我感觉到一个数字前后的差距，必须弄清楚前因后果。人们也这才明白，原南谷乡里，有一块望城的飞地。”
小数点打错了的现象，也让他对数字充满高度警觉。有一次，在编畜牧业的一个篇章，其中提及壶天石羊。原始记录写着，“壶天石羊的角长1.35厘米，好斗。”周磊心中存疑，真的好斗吗?如果羊角长1.35厘米，说明并不长，这样的羊不好斗，而且比较温顺，在湘西便能见到。这里的壶天石羊，是不是弄错了呢?
周磊寻到作者，得到“没出错”的答复。但周磊并不死心，在他的坚持下，当地相关部门带他去实地找寻，找到了壶天石羊，一测，发觉石羊的角长度在14至17厘米之间。可见原始资料的“1.35厘米”，应为“13.5厘米”之误。
这件事让周磊意识到，修志工作，不只需要细心，更需要实地探寻，在实践中获得真知。
“有疑问，就去实地看一看。”为了修志，周磊走了很多地方，当时交通工具有限，他往往搭乘便车或公交车前往。
另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例子，是水府庙水库的名字流变。有些说是工农水库，也有说溪口水库。
“我了解到，在涟水的上游，有一座水府庙，沿河船民、船工为了安全，拜神以祈求平安，水府庙水库由此得名。那为什么叫工农水库呢，文革期间，人们不喜欢神庙，改名为工农水库，时间很短。又因设在娄底的溪口境内，因此又得名溪口水库。而送省水利厅正名时，是叫水府庙水库。”周磊称，修志，自然得用水府庙水库这个正名。
“我现在要找一点东西，真是困难。”对周磊而言，因年老眼花，读书变成一件很吃力的事，但他仍怀念当年到基层调查的时光。那对他来说，是最快乐的事，“我喜欢这个行业，不深入基层，不实地考察，不可能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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