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体情况
2014年，广州市属共12个区(县)。[3]2014年底前各区(县)村志编修总体情况如下：天河区天河系列村志20部，其中《石牌村志》等8部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猎德村志》等12部为非营利性正式出版物;黄埔区村志13部，其中《夏园村志》《茅岗村志》为非营利性正式出版物，《横沙村志》《下沙村志》等11部为内部参考印刷资料;白云区石井街《庆丰村志》《鸦岗村志》2部，均为正式出版;番禺区《长莫村志》《赤岗村志》2部，均为内部参考印刷资料;花都《公益村志》《五华村志》《横谭村志》《环山村志》4部，其中《环山村志》为正式出版物;[4]增城市3部，《群星村志》为正式出版物，《罗岗村志》《竹坑村志》为非营利性正式出版物。此外，海珠区有《仑头村史》等10部正式出版的村史。改革开放以来，各区(县)村志编修总量共计44部(不含海珠区村史)[5]。2014年底即将付印或正在编修的有增城《塘美村志》、白云区《三元里村志》、越秀区《寺右村村志》、黄埔区《横沙村志》(重修)、《双沙村志》(重修)等等。
(二)编修背景
1989年3月，广州市召开第二次修志工作会议，决定市属区县展开修志。。1990年开始，各区先后启动区志编纂工作，一些区县组织编修街志、镇志，以之作为编修区(县)志的基础资料，由此带动了部分村编修村志。1991年，天河区猎德村编写完成1.8万字的村志初稿;1992年-1995年，黄埔区辖下大沙镇、南岗镇、长洲镇组织各村编写基础资料，报黄埔区地方志办采用，产生横沙、双沙、姬堂等11部村志初稿。2000年底至2002年，各区先后启动第二轮修志。续修工作依然将镇村纳入资料提供单位，仍有不少村以此为契机，组织编修本村村志。先后完成编修的村志有：黄埔《夏园村志》(2002年)，增城《罗岗村志》(2003年)、花都《横谭村志》(2003年)，花都《公益村志》《五华村志》(2004年)、番禺《赤岗村志》(2004年)，番禺《长莫村志》(2005年)，花都《环山村志》(2008年)等。
与此同时，随着广州城市化不断推进，不少村落土地被征用，乡村面貌面临急剧变化。这种形势倒逼村庄或主动或被动地抢修村志。最早行动起来的是天河区。由于广州城市发展实施“东拓”战略，位于中心城区以东的天河区处于城市化剧变核心地带。2001年4月，天河区政协委员向区政府提交议案，建议政府组织编写村志，挽救即将佚失的村庄历史资料。5月，天河区政府办理政协提案，要求区志办负责组织村志编修工作。2002年，天河区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保护村镇文化遗产，启动村志编写工作。”由此，启动天河区长达10余年的全部村志编修工作。2003-2008年，共有17部天河系列村志陆续出版。2009年，由于筹办亚运会，广州“城中村”改造提速。黄埔、白云等区一些面临拆迁的村庄自发组织编修村志，如黄埔区横沙村。该村2002年实行村改居，2009年着手城中村改造，许多宗祠、家塾面临拆迁或异地搬迁，村领导遂以此为契机，外聘主纂人员，及时拍照、采访，在原有村志初稿基础上重新编修村志。在横沙村影响带动下，附近兄弟村如下沙、双沙、姬堂等，亦在随后两年纷纷着手重修村志。白云区鸦岗村，也是在城中村改造步伐加快的大背景下发起修志。这种由城市化倒逼引发的广州村志编修的情况，自2002年以来延续至今。
如上可见，广州地区的村志编修主要在两个大背景下进行，一是两轮修志的直接带动，44部已有新修村志中，有19部村志源于此背景，所占比例为43%;二是城市化发展倒逼所致，有22部新修村志源于此背景，所占比例为50%，正在编修或即将付印的几部村志，也均为应对城市化迅猛发展挽救村落历史而为。
(三)编修模式
自隋代以来，地方志主要由政府主持编修，采用“官修”的编纂组织模式，由地方主政官员负主纂之责，发凡起例、选聘主纂、审阅校订、付梓刻印等。但“村”是最基层的区域单位，其管理模式中带有更大的自治性和人文影响的复杂性，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地区的村志，主要采取两种编修模式：政府组织和民间自发组织。政府介入的程度已有变化。
政府组织 天河村志系列是较为典型的政府组织编修模式。这种模式近似于传统“官修”，由政府修志部门即地方志办公室负主纂之责，承担为辖区内行政村村志编修推荐、选聘主笔人员，拟制篇目大纲、审稿审定、付梓印刷等职能。2002年天河区地方志办公室着手区内村志编修组织工作，不但印发《广州市天河区村志篇目》，统一设定篇目大纲，而且安排专人负责跟进全区村志编写甚至亲自参与编写，区志办其他人员负责指导、参与书稿修改、审阅，定稿后由区志办统一联系出版印刷事务。对各村编纂出版村志，区财政给予一定数额的经费补贴。在这种模式主导下，天河区内24条行政村，至2014年底陆续完成村志编修的有20条村。这20部村志以统一的开本设计、封面设计公开出版，形成强有力的村志品牌效应。在现有广州全市44部新修村志中，天河村志占总量的45%。以涵盖全区的村为范围，全面组织编修村志，这在广东甚至可能在全国是率先之举，其经验值得深入总结。
2012年来，黄埔区村志编修推行一种较为松散的组织模式，这一模式与天河模式有相似之处，如区地方志办公室在区内统一发动、统一组织培训、拟制篇目、审稿审定，也有返聘专职修志人员负责跟进此事。但也有不同之处，在寻找主纂人员这一关键环节，区志办并未参与遴选或予以推荐，对定稿后的村志是否统一公开出版亦未有规定，由于辖内各村自主物色主纂人员，自主制定编修进度和出版形态，有可能带来各村村志编写体例、编写内容、编写进度的参差不齐。这或可视为一种从实际出发组织村志编修的试验。
民间自发组织 中国农民有浓厚的修志情怀。宁夏固原古稀老人高荣峰花了9年时间编纂《崖堡村志》，山东临沂村民许亦江耗时4年自修《水南村志》，南宁76岁老人历时13年编写《孟莲村志》等等。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地区亦一直有民间自发组织编修村志的现象，但均非村民个体行为，而是村委决定，村集体共同参与的组织模式。
自发组织编修村志的动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由编修族谱引发修村志。珠三角乡村社会，同姓村比例较高，且不同姓氏原来都有编修族谱的传统，以记录宗族发展脉络。由于不少宗族族谱在文革时期被烧毁，或是被遗失，宗族有重新编修族谱的愿望。如增城竹坑村，2000年12月，村委会决定编纂村志，直接动因在于“由于各种原因，族谱已经断记、遗失或者残缺不全，且在抗日战争前至2000年没有任何记载，族中许多事情无从查考，海外和港澳台同胞寻根问祖很不方便，村中人外出越来越多，这些人年深日久必成分支，也需要追踪溯源，故编写村志成众望。”[6]族谱与村志等同，在广州地区其他村落亦有此类情况。如从化木棉村以谢氏为主要姓氏，其谢氏族谱就一并记载了村庄发展历史。二是基于存史、育人的作用，延续乡土文化的愿望。中国古来乡村修志以“矜其乡贤，美其邦族”，记录村落发展历史，“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增城《罗岗村志》村委会编纂村志的直接动因始于村庄独特的乡土文化需要传承。罗岗村是客家人聚居的村落，客家文化非常浓郁，村党支书在村志序言中谈到，组织编修村志是由于该村“可以教育和鼓舞后人的事实，见诸于文字记载的除了在族谱中有点滴反映上，基本上是空白的，特别是近百年村民抵抗外辱以及建国后建设历程，都没有系统记载。”[8]番禺《赤岗村志》提到“村史古已以往，近亦失记，年轻一代知之更少，留待日后才编写资料难以采集，现趁老一辈还健在，还可以难中取易，因此编志当务之急。”三是“城中村”改造倒逼村庄为保存乡土文化的历史回忆自发组织编修村志。如正在重修的《横沙村志》《双沙村志》等。分析以上几种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岭南地区村落多为聚族而居，村民有浓厚的宗族乡村观念，形成一种乡村集体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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